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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华:要防范去中国化的全球化

来源:中诚信     发布时间:2020-04-28     浏览量:265

4月24日,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做客【空中亚布力】,就“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形势与政策分析”做了分享。


观点预览:

1、我对全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比较悲观,可能今年GDP同比增速只有0-1%左右。

2、要防范去中国化的全球化,这对中国来说特别不利。

3、为了拯救经济,金融机构以债务的方式把钱借给了企业,这会进一步提高杠杆率,要警惕过度加杠杆给未来带来的负面影响。

4、要适当调整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淡化对GDP增长目标的考量,把政策重点放到民生上。

5、疫情防控要尽量推动全民检测、分类管理。检测是当前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检测完备我们才能够对防控疫情有信心,才能够对复工复产有信心。

6、“六保”工作要把保中小企业作为重点,因为中小企业是保就业的主体、保基层运转的主体、保民生的主体,是很多人的收入来源。


以下为毛振华分享全文(有删减)。

一、疫情短期冲击,经济下行压力加剧

疫情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甚至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疫情最直接冲击的就是经济运行本身,社会按下了暂停键,经济按下了暂停键,经济下行压力很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第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速度是-6.8%,从中国公布季度GDP增长速度以来,以前的每一个季度GDP增长都超过6%,这一次我们掉到了-6.8%,落差将近13个百分点,这是原来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疫情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是全面的,三大产业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第二、三产业受到的冲击尤为突出。第二产业大幅下滑主要是疫情之下工业生产的供应链受到了影响;第三产业中中小企业居多,因此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也很大;疫情对农业也有冲击,但相对小一点,结合它同比增速一向比较低的行业特点,-3%的同比增速也是一个蛮大的回落。

投资、进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大力量,我们分别来看:

1.看投资。投资下降了16%,其中基建、制造业、房地产投资都有下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投资的下滑。制造业投资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它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因为制造业投资会转化为供给和生产能力,对下一阶段的生产带来很大影响。制造业投资下降了25%,这是非常大的下滑,中国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数据。

2.看消费。疫情冲击下,不少行业都受到了冲击,进而导致居民的收入减少,人们的消费水平下降,一季度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降了19%。这个消费数据还包含了一部分超前消费,即抢购、储备,如果把储备、抢购部分减掉,消费数据会更差。从消费结构来看,受疫情冲击影响,一般服务性消费基本没有,商品消费里除了“吃”类的以外,其他类大多出现明显下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3.看进出口。我们的出口状况不容乐观,一季度出口累计同比下降13.3%,进口下降2.9%。进口降幅相对来说少一些,这主要是由于从去年开始我们的进口就已经开始下降,基数相对比较低。同时进口指标表明国内生产、消费需要,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景气程度,如果只有出口、没有进口也不是好事。现在我们的贸易顺差大幅度下降,但是出口和进口的轧差还是处于顺差,所以对经济还是有拉动的,但轧差在大规模减小。

从物价水平来看,CPI与PPI走势分化明显。从CPI来看,消费品在涨价,这蛮值得关注。疫情使得人们的收入降低,但消费价格却上涨了,这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从CPI的结构来看,CPI里食品价格比较高,非食品价格相对比较低迷,这也跟疫情期间人们对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保持较高需求有一定关系。从PPI来看,PPI维持负增长状态,这个负数表明,大家对未来经济前景的判断并不乐观。

从先行指标来看,先行指标有所回升,但并不意味着后续经济景气能继续好转。3月中采、财新PMI有所回升,因为它是一个环比指数,只要不比上个月差,它就会在荣枯线以上,3月份的回升主要是因为2月份下滑得太狠了。但如果你拉长时间周期来看,实际上景气指数还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综合以上分析,总结一下:我对全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比较悲观,我觉得以现在的情况看来,没有最悲观,只有更悲观。一季度GDP负增长6.8%,到半年度时GDP同比增速可能会维持在0%左右,下半年会有所增长,但是也比不了往年的水平,可能今年的GDP就是0-1%的同比增速。当然,假定能出现1%左右的GDP增速,那也是很不容易的,全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同比增速应该都是负数。


二、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如果我们要看未来的经济走势,还要继续看疫情的走势。在疫情全球蔓延之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我有一个简单的分析。

(一)外部风险

中国早就是一个参加了全球分工和合作的国家,并且一度出口、全球化是我们经济成长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因、拉动力。现在外部格局出现很大的扰动,我们的压力非常大。有几个大方面的问题我们要关注。  

1.全球的需求降低。疫情导致经济下行、收入降低,人们消费倾向下降。过去全世界的外贸需求里,有一部分是满足于非刚性需求,特别是中国的出口,很多都不是非刚需产品,因此非刚需产品的出口遇到的压力很大。全世界的外贸需求降低了,对中国的进口需求也就下降了,中国的产品出不去。2018年在全球贸易低迷的背景下,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这是因为其他国家下降得更厉害,所以中国反而成为了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这叫做衰退性出口、衰退性贸易增长,未来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发生。

2. 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加大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全球疫情发生之后,能源、交通工具都停止了运行。过去我们的产业链是全球配置,一台手机、一个电脑的配件是全世界不同国家加工、组装,现在这个产业链发生了问题。有些地方的货可能无法运出去,有些地方可能没有工人生产。在这个背景下,全球的产业链就会出现重构。中国过去是全球产业链供给环节中一个很重要的国家,现在看来,未来不容乐观,其他国家会不会找到一个新的产业链供应方?

3.逆全球化中的去中国化。我们要防范去中国化的全球化,这对我们来说特别不利,去年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就是美国去中国化的全球化的一部分。我认为中美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的前哨战,它分为三步曲,第一步是贸易战,第二步是脱钩,第三步就是试图把中国拉入跟美国的新一轮冷战中。在脱钩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冷战是什么意思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将会动用他的盟国体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除军队以外的其它领域中角力,而美国的盟国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美国希望拉着这些发达国家跟中国脱钩,实际上就是一种经济的格局和封锁。美国采取的措施表明,它就在琢磨这件事,一方面他好像在到处退“群”,他退的主要是中国在里面起作用、得益的“群”。但同时,他在自己的框框里和北美、加拿大、墨西哥、欧盟、日本、韩国、东盟等想推动零关税的主要经济体构建一个新的全球化体系。相比于美国想要构建的新全球化的体系, WTO本身就成了一个高关税区。如果美国的阴谋得逞,WTO里的国家跟全球主要经济体就成了两个体系,这对我们是不利的。

我觉得,疫情早期美国率先对中国采取了隔离政策,其实就是在做一次对中国脱钩的压力测试,并且把这个测试展现在他的盟国面前,看看美国有多少东西是一定需要中国的,或者说在中国不参加全球供应链的情况下,美国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如果他得到的测试结果比较满意,对我们未来的运行会有很大的压力。中央也作出了判断,现在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困难的外部环境时期,即去中国化的全球化。


(二)国内面临的风险和压力

1.国内防输入、防反弹压力持续存在,加大经济复苏压力。国内主要是疫情的问题,我们在疫情上半场打得很成功,但是疫情还没结束,没结束就有可能出现各种情况。国内现在面临着防疫常态化,尤其要防止疫情的二次大反复。如果出现了大反复,我们前面的防疫成果就会毁于一旦,并且未来的经济生产会遇到很大的压力。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一切工作还是要考虑在能够稳定防疫的基础上进行,所以我们的企业还是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防疫形势。

关于疫情防控,我再多说几句。有人说国内疫情会出现反复,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归根结底有症状的感染者的危险最大,中国能够成功收治所有发热病人,这一点我们做的很好。我们的这套体系在应对输入性疫情的时候,是很有力量的。从应对国内疫情可以看出,我们的这套防控体系,特别是在行政能力、基层布控能力、网格化管理能力上,是全世界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对未来出现的症状者,我们还用这个办法继续做,发现即收治,斩断传染源。第二是现在中央提出的“应检尽检,愿检尽检”对于识别无症状感染者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要确保疫情不二次爆发,我建议同时也呼吁,要尽量低成本推动全民检测。由于无症状感染者的出现,使得我们不能够随便或者轻易对防疫问题下结论,因为我们早期没有把无症状感染者的研究作为一个重点,现在这一课我们要补,并且我们有能力做得更好,因为我们有防控基础,我们有很好的防输出能力和斩断传染源的方法,也建立了大量的个人数据库,这个基础西方国家没有。在过去严格的网格化管理过程中,我们拿到了全国每个居民的移动信息,如果我们把全世界每个人的检测结果放到手机上,的确会有很多问题,包括隐私、人权问题等等。但在中国,在我们现有的框架下可以做到,全面检测就避免了现在这种广泛的隔离,也有利于复工复产的推进。

2.疫情冲击下居民消费曲线也在下移,即消费者水平、消费者期望值、消费能力都在下移。除了生活必需品,其他消费全面下降,更重要的是,现在失业率的上升幅度很大,即使没有失业,很多人的收入也在全面下降,这都会影响消费,这个影响可能是比较中长期的影响。

3.政策稳增长可能会导致债务风险再度加剧。中国经济本就处于一个双底线思维时期,一方面要防风险、一方面要稳增长。从2008年中国经济开启“债务-投资”驱动模式以来,一直在累积风险,风险一直没有被彻底消除。2016年开始到2018年,政策重心转向防风险,风险累积的速度有所减缓,但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债务风险,债务如果不能得到如期偿还、如约偿还,就会出现由债务风险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次疫情使得很多企业还不了债,出现大量的违约情况。为了拯救经济,政府又进一步投放货币,金融机构以债务的方式把钱借给了企业,这会进一步提高杠杆率,要警惕过度加杠杆给未来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宏观政策要着力保企业、保民生

现在中央在“六稳”的基础上提出了“六保”,除了保居民就业和稳就业一脉相承且均被放置在首位,其他都不完全雷同。实际上,把就业作为核心是很正确的做法,中央也出台了很多相应的政策。关于如何做好“六保”,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首先,要适当调整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淡化对GDP增长目标的考量。20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一个重要节点,翻两番需要GDP达到5.5%,现在看来根本达不到,所以放弃这个目标比较合理。如果非要保持这个目标,基层的重点就会放到这上面,哪怕最后的统计数字完成了,大家都会怀疑。包括扶贫攻坚战,因为很多民工是通过打工脱贫,他们现在出不去,没有收入或者收入降低,这些本来就在扶贫的边缘地带的人就有可能出现一部分返贫,这是非常正常的。这不是地方干部做的不好,也不是人民不努力,而是客观情况。

其次,在淡化GDP增长目标的背景下,建议各级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到民生上。我建议给全国贫困地区人口和武汉地区的人口发补助,其他省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的财力发放一笔钱给居民。发放的时候我建议要给每个公民发放,而不是看贫困程度;同时可以建立一个基金,鼓励有钱、有能力的人把自己拿到的钱捐出来,把它变成一个居民的基本权利。

再次,“六保”工作要把保中小企业作为重点。因为中小企业是保就业的主体、保基层运转的主体、保民生的主体,是很多人的收入来源。

还有,要适当提高疫情容忍度,加大复工复产的力度。现在因为疫情严重,每个地方都把疫情防控作为重点,出现问题就可能追责。如果不提升疫情的容忍度,复工复产的力度就达不到,而提高容忍度的前提就是做好检测,分类管理人员。在当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推动全民检测,检测是现在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检测完备我们才能够对复工复产有信心,才能够对防控疫情有信心。

 

四、网友互动

Q:疫情后外贸大幅度下滑,中国重回自转状态的危险度也在提高,您怎么看?

毛振华:我觉得中国自身是不可能选择这个道路的,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消费大国,我们的原油、大宗产品、很多高新技术都需要跟全世界通过贸易交换,闭关锁国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西方国家、发达国家利用各种条件制造矛盾,甚至想孤立我们,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走孤立主义道路,就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来看,会延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虽然最终我们也有可能会解决所有问题。中国过去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得益者,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我们要认真吸取和总结在过去的基础上的这些经验。当时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都能破除封锁,使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格局,今天我们跟全世界有那么紧密的联系、有那么紧密的互补关系,我们应该有能力和信心。我觉得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在这方面的论断是很英明的,“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是讲给全党、全国人民听的。

   

Q:您如何评价新基建计划以及对企业竞争格局的影响?    

毛振华:应对这次危机,我的主导思想还是希望国家花更多的财力来扶持民生,让民生成为资金的主要用途,因为这笔钱会转换为消费,消费会搞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我觉得大型基建是一个中长期项目,如果在一个正常的情况,有序推进我们的大项目是应该做的事情,本来也一直在做,再加大一点力度也可以,但是不要挤占我们救急民生这条线上的东西。 

我一直认为大基建不是说没有好处,但是有很多弊端。一方面,大基建基本上由国企承担,国企来得快也听指挥,还是很有效果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它是软预算的约束。此外,它还挤占了整个社会其他经济体在经济参与度方面的份额,会导致市场力量的进一步萎缩。在目前应急的情况下,我们更要看到它的弊端:它的资本有机构成比较高。大基建无一例外都是资本密集的,花同样的钱,解决的救急少。当然国有企业在中国占有的资源很大,但是他们解决的就业比较少,大概占整个就业比重不到20%,新就业比例只有10%,但是占用的社会资源、信贷资金、投资都很大。所以,如果我们要集中精力聚焦国企就很有可能导致不能很好地解决就业问题;并且一个大基建项目需要的技术、时间都是有周期的。所以我认为国家应该继续有序推进新基建,但当前的重点要放在中小企业、放在民生、给老百姓增加消费能力、搞活基层、保基层运转上。